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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热心捐赠的富人

浏览次数:130 时间:2019-09-05

原标题:热心捐赠的富人,正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公 | JIC编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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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家通吃

1889年的春天,安德鲁·卡内基发表了一篇关于财富的文章。作为当时最有钱的美国人,卡内基对于财富是最有发言权的。这篇文章先是经过多家媒体转载,再后来被装订成册,成为了为人熟知的《财富准则》。

《财富准则》对不公平现象进行了公开讨论,认为财富差距是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,但这种发展到最后会惠及所有人。

但完成了财富积累之后,富人们又面临着新难题:这么多钱,怎么办?卡内基认为,“继承财产对子嗣有百害而无一利”;把钱财散给穷人也是个坏主意,因为“施舍并不能解决问题”。

所以,最好的办法是捐赠给专业机构,去帮助那些“渴望自强的人”。卡内基说,富人应该把自己看作穷弟兄们的受托人和代理人,把自己的智慧、经验和管理能力服务于他们。

遵照自己的理念,卡内基先后捐赠或成立了卡内基音乐厅、卡内基基金会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、卡内基理工学院,以及多达2500所图书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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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内基是靠铁路和钢铁发的家。在写完《财富准则》后三年,他决定在匹兹堡解散赫牧斯泰德工厂(Homestead Steel)的钢铁联合工会。

在新劳动合同中,雇员的薪酬将减少35%,不同意的雇工将被扫地出门。卡内基钢铁公司还雇佣了私家侦探来保卫工厂。在后续的混乱中,至少有16个人被打死。工会以解散告终。

对于批评家而言,Homestead罢工一案与卡内基的立场是矛盾的。一个老板怎么能在无情剥夺自己员工的同时,还声称自己是劳苦大众的资助人?

过去我们常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镀金时代——一个挥霍财富、挥霍慷慨的时代。在过去15年里,将近30000个私人基金会先后成立,其中以捐赠人意见为主导的基金几乎翻了一番。

比尔·盖茨、沃伦·巴菲特、迈克尔·布隆伯格、拉里·艾莉森等170多位巨富签署的《捐赠誓言》是《财富准则》的延续和更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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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随着新慈善基金会的激增,对它们的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。

阿南德·基立德哈拉达斯(Anand Giridharadas)是名记者,2011年,他被提名为阿斯本研究所(Aspen Institute)研究员。

这个研究所的资助名单中有:卡内基集团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盖茨基金会。根据阿斯本官网,研究员资质旨在通过“自我探索过程”,“发展下一代具有合作精神的领袖”。

一开始,这位记者还觉得这个研究员是个美差,但是没过多久,他就在科罗拉多州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。

2015年,他借用在研究员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机会,对智库大加批判,斥责阿斯本共识就是个空壳。“我们这个时代的赢家被逼着去做更多贡献,但是,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,少做些恶。”

基立德哈拉达斯这篇演讲稿洋洋洒洒,最终写成了一部书——《赢家通吃:精英阶层改变世界的小把戏》(“Winners Take All: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.”)。

在基立德哈拉达斯笔下,赢家们都有个特点,他们都渴望成功和优秀,但是却并未深究他(她)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。

有一次,基立德哈拉达斯同劳丽·缇希聊了聊,她是一个200亿美元家族企业的继承人,以及“劳丽·M·缇希启迪基金”的捐助人。这个基金会标榜的使命是:为所有纽约人打开机会的大门。

劳丽说自己饱尝愧疚的折磨。“这是我的使命”,她说。但是当基立德哈拉达斯问,是不是应该对她继承的巨额遗产征收更多税、好减轻她的愧疚感时,劳丽却拒绝回答。她说:“你的历史应该学得比我好。”

沃尔克是个非洲裔美国人,在德州长大。他告诉基立德哈拉达斯说,他决定利用自己基金会主席的地位,对这种优越体制及其文化进行拷问。他认为,这一体制使得强者恒强,应该让既得利益者去改善这一体制。

但是,“当黄油遇上面包”,实打实地操练时,沃尔克的表现却令人失望。在K.K.R.,他根本没打算对这个私募基金和杠杆收购天王进行拷问,相反,他对这家金融机构的创始人亨利·克拉维斯大唱颂歌,称其为“慈善家”。

几个月后,沃尔克摇身挤进百事可乐董事会——一个能为他带来年薪百万美金的职位。

《赢家通吃》一书点燃了大家对慈善捐赠的批判激情,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。克林顿承认:“这本书展示的所有问题、秘密和自我辩护,在我身上都能找到。这本书是对一种制度的批判,而我无可否认地是这个制度中的一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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憎恨的胆汁从身体中喷涌而出,最终发泄在因特网上。

卡拉翰在《捐赠者:财富、权利及新镀金时代的慈善》(The Givers: Wealth, Power,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)一书中写道:

style="font-size: 16px;">“上层富人通过大规模的捐赠来增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,即使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过盛。情况越来越糟糕。”

主要问题在于,慈善机构得到的捐赠可以减税,“慈善”的定义因此变得过于宽泛。

根据联邦税法,一个解决饥饿问题的组织能算作慈善机构,研究饥饿问题的大学也算是慈善机构,一个致力于把饥饿描摹为“不是问题”的智库也能算慈善机构。

根据相关税法,这些机构得到的捐赠可以减税,并且这些捐赠的收益也大部分是免税的。虽然明文规定这一税法不适用于党派活动,但是捐赠者们已经想出了变通的方法。

蒂姆·吉尔(Tim Gill)是一位左翼人士,被称为L.G.B.T.Q运动背后最大的捐赠者,一共捐赠了3亿美金。这些钱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,但是大部分进到吉尔免税基金里了。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教育、信息测试和最为重要的法律研究。

卡拉翰预测,每年将近有100亿美金的慈善捐款最终流入了影响公共决策的机构和运动。这个数字比每年全部的政治献金还要多。其结果是,每十亿美金的慈善款中,能享受免税政策的金额高达几亿美金。

卡拉翰写道:“现在的问题,并不是说富人支持并操纵相关税收条款的声势越发浩大,盖住了普通老百姓的声音;而是这些老百姓不知不觉中,为该条款买了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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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博·海西(Rob Reich)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,也是该校“慈善和民权社会中心”的副主任。他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《捐赠:慈善为何辜负了民主,怎样补救》中,写道:

每一个始于1930年的基金会都已繁衍到了500个。基金会资金从一开始不足10亿美金起,到现在的超过8000亿美金的体量。

同时,捐赠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,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国库的税收损失。2016年,美国联邦政府因慈善捐赠损失了至少500亿美元的税收。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在哪里?

海西分析,一种可能性是,政府通过鼓励对私人慈善团体的捐赠,来加强其对公民事物的参与。这种假设被海西否定了,因为这两种因素根本就是负相关的。据卡拉翰观察,“美国非营利性机构的发展和捐赠税收减免,仍然伴随着公民参与和结社生态的萎缩。”

第二种可能性是,捐赠促进了公平。对此,海西仍打个问号。享受税收减免的慈善捐赠只开放给可以“分类申报收入”的人,而这些人通常是富人。捐赠人越有钱,税收抵扣越划算:税率等级最高的家庭,得到的的税收减免,比税率等级最低家庭得到的减税优惠,多得多。

那么,对于那些“低保户”家庭,情况又是怎样的呢?最近的调查显示,最多只有1/3的捐赠被用于帮助穷人。海西的研究表明,越有钱、得到减税优惠越多的捐赠者,越不愿去解决穷人的温饱问题。

捐赠非但没有促进公平,反而可能加剧了不公。

卡拉翰估计,仅盖茨一个基金会,在未来几十年,就将捐出超过1500亿美元的款项。今后20年内,富有的婴儿潮一代将贡献出近7万亿美元的慈善捐赠。而且,政府开支越紧缩,非政府类支出就显得越重要。

当共和党为主的国会通过所谓的“税改法案”,他们保留捐赠可享有税收减免政策的同时,也规定了联邦和各州纳税减免的额度。因此,捐给哈佛大学的1亿美金可全数扣税,而支持地方公立学校的财产税却不能免税。

今后,慈善捐赠有可能超过联邦政府在非国防类项目中的支出——比如教育和艺术。在卡拉翰看来,这会是个“里程碑”式的变化。

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?问题是,我们可能没有多少发言权了。一切问题,只能留给他们的基金会去解决。

本文摘译自2018年8月27日《纽约客》杂志文章:Shaking the Foundations. Gospels of Giving for the New Gilded Age,Are today’s donor classes solving problems—or creating new ones?

作者是《纽约客》专栏作家Elizabeth Kolbert,2015年普利策奖得主,著有The Sixth Extinction: An Unnatural History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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